文工团出身的明星有军衔吗？需要上战场吗，李雪健的话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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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红、庞龙、贾冰、凤凰传奇……在如今的舞台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歌星、组合、小品演员穿着靓丽的军装，献上精彩的节目。

蔡国庆军装

如果你的年龄够大，那么对李双江、宋祖英、蔡国庆、阎维文等歌唱家，也不会陌生。

他们之所以能够穿军装来演出，是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部队的文工团员，而且其中几位还拥有不低的军衔。

不过，随着演员收入的水涨船高，有一些人开始指责，说这些隶属于文工团的明星不仅有军衔，而且收入也比那些奋战在第一线的基层战士高，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文工团的工作又有何重要之处？

这些，还要从文工团这个特殊团体的前世今生说起。

五四运动前后，旧中国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思想和艺术形式出现了一次大爆发。

几乎每一个高等学府和社会大小团体，都会有一些人组织起来，编演各类宣传自己主张的节目。

其艺术形式之丰富，涵盖人群之广泛，比那些纯粹为了挣钱而存在的艺术团体要强得多。那么自然而然，其宣传力度也要大得多。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意识到了人民的支持和部队战斗力之间的关系，于是决定借鉴社会上演出团体的形式，着手建立一支隶属于党、强而有力的宣传队伍。

当时的农民文化程度低，文盲比例大，写字印报纸他们看不懂，但是接受文艺节目却没有问题。

所以在1929年，红军的各级首长开始在战士中选拔具有表演、歌唱才能的人，组成宣传队，为群众表演各种宣传进步思想的节目。

而这些宣传队，就成了文工团的前身。他们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节目，让人民知道了红军的主张，进而帮红军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部队内部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慢慢凸显了出来。战士们在战斗之中，也需要通过一些寓教于乐的节目来鼓劲儿慰问。

这就需要有一支专业的队伍，专门承担这个任务。

1930年，红军各部队中便纷纷成立了“艺术股”。到了1931年，“八一剧团”正式成立了。这是我军第一支不承担战斗任务、专以表演节目为主要任务的团体。

1932年，红军中又成立了“工农剧社”，并且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基层的垂直表演体系。到此，文工团的雏形，就算是搭建起来了。

由于此时红军受苏联方面的影响巨大，所以这些文艺团体的管理和表演方式，也有很多苏联的影子，这种影响也促进了节目的创作。

有些人将湘赣一带的民间小调、还有一些苏联歌曲重新作词，转眼间便成就了一首首军歌。战士们唱着这些歌曲上战场，打仗的劲头儿就更足了。

这些歌曲中，有一些是非常经典的，比如说那首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这首歌的曲谱，就是时任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刘华清，以鄂豫皖根据地的“流行歌曲”《土地革命成功了》为基础创作的。

这首歌将军队纪律的重要性，以一个非常活泼的方式唱了出来，非常便于传播推广。很多战士在入伍后，就是通过这首歌接受了第一次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文工团”有了爆发式的增长。当时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每天都有大量的青年和学者进入。

这些人的成分复杂，既有学生教授，也有民间艺人。甚至还有一些人，直接就是国内的几个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和老师。

他们的到来，直接改变了革命艺术团体“不专业”的状况，让表演水平瞬间上了一个新台阶。

可作为革命的艺术团体，光有水平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的政治能力。

曾几何时，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充斥着只表现民族情结的节目，虽然看上去百花齐放，但实际上单调乏味，而且对革命事业并无裨益。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延安成立了十多所干部学校，专门吸纳那些优秀的人才。

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艺术干部和文艺骨干的学校，通过严格而活泼的政治学习，让学员们迅速掌握了革命的真理。

学员毕业后，便将自己的所悟所得，融入到了艺术创作之中。很快，他们创作的节目就有了很大不同。

那种纯粹的民族情结变少了，而讲述革命道理的节目却越来越多。紧接着，文艺节目的形式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除了话剧、歌曲之外，北方特有的大秧歌、杂技、快板等节目，也都登上了舞台。革命文艺团体的蜕变，也随之到来。

1939年，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成立了。

这是历史上第一支被冠以“文工团”之名的艺术团体。从此后，各个单位也都纷纷组建了自己的文工团。

而大量的优秀作品，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了出来。热火朝天的文艺工作，就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宣传工作，需要随时“与时俱进”，所以没有多少时间给节目的编排者精雕细琢。有的时候演员上台，只需要一个创作主干，其他的部分都需要临时编词。

这在曲艺表演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现挂”。当时的文工团员，现挂能力必须强，否则就很有可能在台上“卡壳”。

不过，这些现挂，反倒催生了一个个经典节目。而一些部队的高级领导，也会在这种风潮下牛刀小试，当起了临时演员。

比如陈赓将军，由于早年有过表演经验，所以经常登台演话剧。他上台时，往往满口“现挂”，但每次的效果都很不错。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句中国的第一部红色戏剧《庐山之雪》。这是一部反映红军反“围剿”战役的四幕话剧，首演之时，其演员阵容十分强大。

出演红军军团长的，是后来解放东北的林帅；饰演红军军团政委的，是聂荣臻元帅；而蒋介石的扮演者，则是开国大将罗瑞卿。

两位大帅一位大将，在台上以纯“现挂”的方式表演，结果成就了一部空前绝后的经典剧目。

解放战争打响后，我军虽然遭遇了一年多的低谷，但是很快反弹，完全掌握了战场局面。而随着我军控制区域的增大，对文艺宣传的需要也在增加。

每解放一座城市，我军未必会大量屯驻，但是宣传队却一定会留下来。因此，文工团迎来了又一次的爆发式发展。

1949年4、5月间，渡江战役打响，剧作家吴石坚奉命组建“苏南军区文工团”。

一开始，文工团的计划规模仅仅几十人。但是没过几天，就被要求扩充到七百人，规模整整增大了十倍。

吴石坚根本找不到这么多的专业演员，只能是解放到哪里就招募到哪里。仅在上海一地，他就招募了135名“文艺战士”。

如果实在凑不够人，他就看哪些战士嗓子好，不怯场，然后就不管人家是否同意，强行将关系转到文工团。

而向大西南进军的第四野战军，兵力庞大，其文工团的实力也非常可观。

在东北有不少民间艺人，部队中也有不少家属，另外还有一些新发展的学生和妇女，他们几乎都在文工团工作过。

巅峰时期，四野的文工团规模达到了一万五千人。他们随着自己的部队一起行动，也把自己的足迹踏遍了东三省、华北平原和祖国的大西南。

时间很快来到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

这一次，我军面对的是装备精良、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军队，战场的残酷性远非过往可比。

但是，那些在部队中的文工团员们，却纷纷写下请战书，要求“到前线去，到战士们的生活中去。”他们要用战火，锤炼自己的灵魂和创作能力。

一时间，每个军都成立了自己的文工团，每个师都有文工队，每个团甚至还有自己的随行文艺兵。

这些文艺兵唱大鼓、说相声、演杂技、唱着各种歌曲和戏剧，用轻松活泼的节目给战士们打气。

在他们的努力下，我军虽然仗打得苦，伤亡也要大于敌人，但是出现所谓“战场应激综合征”的情况，却远远少于敌人。

抗美援朝期间，诞生的经典歌曲，也是至今都让人耳熟能详。

除了那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之外，还有一首传唱度极高的《我是一个兵》。

这首歌与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并称为文工团员们手里的两颗“重磅炸弹”，每每能在战斗中起到反败为胜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内也掀起了一场针对文工团进行改造的热潮。战争逐渐远去，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正在不断推进，那么自然，文工团也要正规化、专业化。

从1951年起，文工团员的数量开始精简，但是专业性却得到了提高。

一些专业的剧团、歌舞团、曲艺团开始出现，成了文工团的下属单位。而像总政治部这样的大型单位，更是成立了专门的评剧团、越剧团、京剧团和杂技团。

至于那些退下来的演员，则是纷纷转业，补充到地方的艺术团体之中。而他们，又把文工团的优良作风带了下去，促进了中国总体文艺工作的发展。

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也因此拉开了序幕。

不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工团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经过一系列的关停并转，一些以连为建制的艺术团体取消了，改为了一个个的“宣传队”。

但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也不少，比如《北京颂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还有让周总理念念不忘的《长征组歌》。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部队的精简，文工团的规模也被进一步压缩。

曾经最为辉煌的总政文工团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专业的舞蹈团、歌剧团、话剧团。

一些大军区的文工团也纷纷改制，只在几个边疆军区，还保留着原先大而全的编制。

到了2016年，国家再次对军队的艺术团体进行改制。经过精简，只保留了隶属于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几个剧团，以及各个兵种、各个战区的文工团。

人员虽然少了，但是专业性却变得更强。

而在2018年，各兵种的文工团取消了，但是党中央却重建了人民解放军文工团。这样做，是为了加强国家对文工团的管理，让宣传工作更能落在实处。

最重要的是，文工团的军人是属于文职，并没有实际军衔。

如李双江是“中将”，阎维文、宋祖英是“少将”，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中将或少将军衔”，只是享受该军衔的待遇而已。

文工团作为与战斗单位同样重要的宣传团体，一路走来也是相当不易。而且，文工团的战士们，往往要面临着比基层战士更大的压力。

在战争时期，他们不仅需要跟着部队一起行军，还要承担一些推炮车、帮忙写信、统计伤亡数字之类的工作。

另外，他们还要在休息的时候继续排练，搞创作，有时候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而真到了战斗来临的时候，他们往往也需要拿起枪，去和敌人拼命。

可以说，他们承载着军人的本职工作，文艺工作算是附加的。

可以想象，这样的文艺兵，往往也是危险而劳累的。

正如李雪健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在当年是经历过生死的。”这种特殊的体验，恐怕不是那些认为他们“挣钱多”的人能够想象的。

当然，如今的文工团已经改制，国家已经和平，文艺兵也很少再面临生死考验了。

但是，他们的身上，却仍然承载着社会的责任。就以如今最著名的韩红老师来说，她曾经多次进藏，向当地的人民播撒着爱心。

她也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每次国家出现灾难，她总会第一时间前往支援。

要知道，她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工团员，而是文工团从通讯部邀请而来的专家。即使她不承担这些，也无可厚非。

从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部队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心。

另外，如今的文工团员们，也依然承担着宣传任务。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就能发现，文工团员们表演的歌曲，往往都是积极向上的，很少有流行音乐中的那些小情小爱。

而小品、短剧等等，也都是正能量的，很少有那些让人厌恶的无病呻吟。在如今的文艺市场上，他们仍然是一股清流。

诚然，一些文工团员的收入，确实高于基层战士。但是，他们承载的东西，也绝非基层战士可比。

应该说，两者都很重要，只是侧重点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收入高一些无可厚非。毕竟，他们还要承担演出服饰、自身进修等一系列成本，开销也更大。

况且，军队内部和国家也有收入的调节机制，文工团员们到手的收入，已经是比那些演艺公司推出来的歌星、影星少得多了。继续在这方面去吹毛求疵，其实意义不大。

希望我们的文工团们能够再接再厉，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继续传播正能量。

参考资料：

南方周末：文工团往事：文艺是个好东西

中国军网：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地文艺：放声歌唱“最可爱的人”

《国家人文历史》 2021年第2期126-135 战火中的青春之歌 志愿军文工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