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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龙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反映称，他和妻子多年前在沈阳市和平区经营一家寄卖行（现已倒闭）。2010年，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自称在北京开食品厂的男子付某元。次年，付某元称其急用钱，想用此前购买的一些黄金纪念币作抵押向寄卖行借款。“当时的金价大概是260元/克，我们协商好按照220元/克来抵押作价。”孙景龙称，2011年1月至3月，付某元分5次将12件黄金纪念币拿到寄卖行，共计1570克，寄卖行则分5次向其借款共34.5万元。

和平区法院于2012年12月1日作出的判决书显示，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1日，付某元在担任深圳市某公司辽宁区域经理期间，利用负责将公司的黄金制品送往银行的职务便利，将从公司取出并应送往银行的黄金制品私自挪用，后将上述黄金制品在沈阳市和平区等地的两家寄卖行和三家典当行抵押，获取118万余元后，全部用于赌博，上述黄金制品合计价值近234万元,至案发前尚未归还公司。和平区法院认为，付某元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孙景龙认为，在付某元质押黄金借款时，其作为善意第三人并不知晓付某元挪用的是单位的黄金，法律也应当保护其合法权益。孙景龙称，据其了解，其他寄卖行或典当行都是深圳某公司派工作人员将借款及利息偿还后，取走抵押物。此后多年，孙景龙持续向和平公安分局多次反映无果。今年8月，他向和平公安分局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

展鹏贺认为，根据寄卖、典当行业的特殊性质，经营者应当负有一定的审查注意义务，但此类注意义务不会无限拔高。本案中，纪念币类型的黄金制品属于民间交易中较为常见的抵押物，且付某元是分五次进行抵押，如果事实证明孙景龙已经尽到一般注意义务，且确实不知付某元抵押的纪念币是非法所得（挪用公司），则孙景龙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否则不利于保障正常民间交易行为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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